辛弃疾主要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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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,艺术上的创新精神,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、刘过等,或稍后的刘克庄、刘辰翁等,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,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。后世每当国家、民族危急之时,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。
文学成就 思想内容 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:他始终把洗雪国耻、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,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、民族的热情与愤慨。在文学创作方面,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,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。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,就在于内容的扩大,题材的拓宽。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,写政治,写哲理,写朋友之情、恋人之情,写田园风光、民俗人情,写日常生活、读书感受,可以说,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,他都写入词中,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。而随着内容、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,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。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、富有力度为长,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,却也十分得心应手。如著名的《摸鱼儿·淳熙亥己……》,上阕写惜春,下阕写宫怨,借一个女子的口吻,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、回肠荡气,用笔极为细腻。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,又是那样朴素清丽、生机盎然。如《鹧鸪天》的下阕: “山远近,路横斜,青旗沽酒有人家。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以及《西江月》的下阕:“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,路转溪桥忽见。”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,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。所以刘克庄《辛稼轩集序》说:“公所作,大声鞺鞳,小声铿鍧,横绝六合,扫空万古,自有苍生以来所无。其秾纤绵密者,亦不在小晏、秦郎之下。”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。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、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,但不同的是: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,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,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,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,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。因此,主观情感的浓烈、主观理念的执着,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。
艺术风格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达、高旷开朗的风格,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。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、张孝祥、叶梦得、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,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,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,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,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,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,所以成就不是很高。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,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,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,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,和丰富的学养、过人的才华,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,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,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。 在他的词中,如“将军百战身名裂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,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,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、悲歌未彻”(《贺新郎》),“夜半狂歌悲风起,听铮铮、阵马檐间铁。南共北,正分裂”(《贺新郎》),乃至“恨之极,恨极销磨不得。苌弘事、人道后来,其血三年化为碧”(《兰陵王》),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,如“天风海雨”,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。辛弃疾也信奉老庄,在词中作旷达语,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,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,如“元龙老矣,不妨高卧,冰壶凉簟。千古兴亡,百年悲笑,一时登览”(《水龙吟》),“甚矣吾衰矣。怅平生、交游零落,只今余几。白发空垂三千丈,一笑人间万事”(《贺新郎》),“身世酒杯中,万事皆空。古来三五个英雄,雨打风吹何处是,汉殿秦宫”(《浪淘沙》),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,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。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,大起大落,反差强烈,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。如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,从开头起,一路写想象中练兵、杀敌的场景与气氛,痛快淋漓,雄壮无比。但在“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”之后,突然接上末句“可怜白发生”,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,事实是白发无情,壮志成空,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,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。 在意象的使用上,辛弃疾也自有特点。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;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,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,多有一种奔腾耸峙、不可一世的气派。如“峡束苍江对起,过危楼、欲飞还敛”(《水龙吟》),“谁信天峰飞堕地,傍湖千丈开青壁”(《满江红》);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,也多属于奇伟英豪、宕放不羁,或慷慨悲凉的类型,如“射虎山横一骑,裂石响惊弦”的李广(《八声甘州》),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刘裕(《永遇乐》),“年少万兜鍪,坐断东南战未休”的孙权(《南乡子》)等等。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,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,令人为之感奋。 所以,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,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、旷达超迈,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、激情飞扬之感。 不过,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。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。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,辛弃疾是以文为词,这当然有些简单化,但确实也指出:到了辛弃疾手中,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,变化无端,不复有规矩存在。在辛词中,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,如“些底事,误人那。不成真个不思家”(《鹧鸪天》),“近来愁似天来大,谁解相怜?谁解相怜,又把愁来做个天”(《丑奴儿》),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,如“不知云者为雨,雨者云乎”(《汉宫春》),“不恨古人吾不见,恨古人不见吾狂耳”(《贺新郎》);有语气活跃的对话、自问自答乃至呼喝,如“天下英雄谁敌手?曹刘”(《南乡子》),“杯,汝来前!”(《沁园春》)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,如“八百里分麾下炙,五十弦翻塞外声”(《破阵子》)……。概括起来说,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,是形式松散,语义流动连贯,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。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、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,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。但并不是说,辛弃疾的所谓“以文为词”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。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、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,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。如《水龙吟》中“落日楼头,断鸿声里,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,栏干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”,意义联贯而下,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,但却是顿挫鲜明,铿锵有力,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。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,是广泛地引用经、史、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、成句和历史典故,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。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,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,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、浑成自然,或是别有妙趣,正如清人刘熙载《艺概》所说:“任古书中理语、廋语,一经运用,便得风流”。以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一篇为例,百余字的篇幅,叙及孙权、刘裕、刘义隆、拓跋焘、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,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、意念丝丝入扣;不仅内涵极为丰厚,而且语气飞动,神情毕露,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。 当然,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、议论太多,以及所谓“掉书袋”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,但不管怎么说,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;他的词不仅是 “无意不可入,无事不可言”,而且是任何“意”和“事”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。这样,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,进入了自由的境界。
艺术造诣 辛词现存六百多首,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。其词多以国家、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,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。如《水龙吟》(渡江天马南来)、《水调歌头》(千里渥洼种)、《满江红》(鹏翼垂空)等,表现了恢复祖国统一的豪情壮志;《驾新郎》(细把君诗说)、《菩萨蛮》(郁孤台下清江水)、《破阵子》(醉里挑灯看剑)等,表现对北方地区的怀念和对抗金斗争的赞扬。《水龙吟》(楚天千里清秋)、《摸鱼儿》(更能消几番风雨)、《贺新郎》(老大那堪说)、《鹧鸪天》(壮岁旌旗拥万夫)、《永遇乐》(千古江山)等,表现对南宋朝廷屈辱苟安的不满和壮志难酬的忧愤。这些作品大都基调昂扬,热情奔放。 此外,其描写农村景物和反映农家生活的作品,如《清平乐》(茅檐低小)、《西江月》(明月别枝惊鹊)、《玉楼春(三三两两谁家女)等,都富有生活气息,给人以清新之感。其抒情小词,如〈丑奴儿〉(少年不识愁滋味)、〈青玉案〉(东风夜放花千树)等,写得储蓄蕴藉,言短意长。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和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,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,扩大了词的题材,几乎达到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,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、散文、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,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,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。 辛词以豪放为主,但又不拘一格,沈郁、明快、激励、妩媚,兼而有之。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,对自然界的山、水、风、月、草、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,并有所寄托。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,尤其善于用典、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、文句,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。但也有些作品因用典、议论过多而显得晦涩、呆滞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:“其词慷慨纵横,有不可一世之概,于倚声家为变调,而异军突起,能于剪红刻翠之外,屹然别立一宗。”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说:辛稼轩别开天地,横绝古今,论、孟、诗小序、左氏春秋、南华、离骚、史、汉、世说、选学、李、杜诗,拉杂运用,弥见其笔力之峭。”
书法成就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辛弃疾的《行书去国帖》为纸本,行书十行,为酬应类信札。末署“宣教郎新除秘阁修撰权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札子”。中锋用笔,点画规矩,书写流畅自如,于圆润爽丽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气象。曾经过元朝赵孟頫,明黄琳、项元沛,清朝永理等鉴藏,《书画鉴影》著录。
- 辛弃疾 辛弃疾(1140─1207)初幼安,号稼轩,济南历城(今属山东)人。受学于亳州刘瞻,与党怀英为同舍生,号辛党。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金兵南侵,中原起义军烽起。弃疾聚众二千,隶耿京为掌书记,奉表南归。高宗于建康召见,授右承务郎,任满。改广德军通判。乾道四年(1168),通判建康府,上《美芹十论》、《九议》,力主抗金并提出不少恢复失地的建议。乾道八年(1172)知滁州。淳熙元年(1174),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,迁仓部郎官,出为江西提点刑狱,调京西转运判官,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,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。五年(1178),召为大理少卿,出为湖北转运副使,改湖南转运副使。又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,创建飞虎军,雄镇一方,为江上诸军之冠,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。淳熙八年(1181)冬,台臣王蔺劾弃疾「用钱如泥沙,杀人如草芥」,落职,卜居上饶城北之带湖,筑室百楹,以稼名轩,自号稼轩居士,自是投闲置散凡十年。绍熙三年(1192),起为提点福建刑狱,次年,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。以谏官黄艾、谢深甫论列,丐祠归。所居带湖雪楼毁于火,徙铅山期思之瓜山下,家居瓢泉长达八年。嘉泰三年(1203),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,于会稽创建秋风亭。四年,改知镇江府。开禧元年(1205),复以言者论列,奉祠归铅山。开禧三年,年六十八,葬铅山南十五里阳原山中。德祐元年(1275)追谥忠敏。平生以气节自负,功业自许,谋猷略远,然谗摈销沮,南归四十馀年间,大半皆废弃不用,故陈亮《辛稼轩画像赞》叹为「真鼠枉用,真虎不用」。其胸中古今,用资为词,激昂排宕,别开生面,不可一世。《宋史》有传。有《稼轩集》,又有《稼轩奏议》一卷,均佚。今人辑有《稼轩诗文钞存》。词有四卷本《稼轩词》及十二卷本《稼轩长短句》两种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云:「其词慷慨纵横,有不可一世之概,于倚声家为变调,而异军特起,能于翦红刻翠之外,屹然别立一宗,迄今不废。」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,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,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;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。艺术风格多样,而以豪放为主。热情洋溢,慷慨悲壮,笔力雄厚,与苏轼并称为「苏辛」。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、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、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、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等均有名。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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