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东阳马生序(节选)赏析

余幼时即嗜学。家贫,无从致书以观,每假借于藏书之家,手自笔录,计日以还。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,弗之怠。录毕,走送之,不敢稍逾约。以是人多以书假余,余因得遍观群书。既加冠,益慕圣贤之道,又患无硕师、名人与游,尝趋百里外,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。先达德隆望尊,门人弟子填其室,未尝稍降辞色。余立侍左右,援疑质理,俯身倾耳以请;或遇其叱咄,色愈恭,礼愈至,不敢出一言以复;俟其欣悦,则又请焉。故余虽愚,卒获有所闻。

当余之从师也,负箧曳屣,行深山巨谷中,穷冬烈风,大雪深数尺,足肤皲裂而不知。至舍,四支僵劲不能动,媵人持汤沃灌,以衾拥覆,久而乃和。寓逆旅,主人日再食,无鲜肥滋味之享。同舍生皆被绮绣,戴朱缨宝饰之帽,腰白玉之环,左佩刀,右备容臭,烨然若神人;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,略无慕艳意,以中有足乐者,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。盖余之勤且艰若此。

  宋濂少时勤苦好学,元时曾受业于文豪吴莱、柳贯、黄之门,得其薪传。于书无所不窥;自少至老,未尝一日释卷,故学识、文才俱登峰造极。及事明太祖,凡国家祭祀、朝会、诏谕、封赐之文,多出其手。相传明太祖尝以文学之臣问于刘基,基对曰:“当今文章第一,舆论所属,实在翰林学士臣濂,华夷无间言者。其次臣基,不敢他有听让。”(《跋张孟兼文稿序后》)当时日本、高丽使臣来京朝贡者,每问“宋先生安否”,且以重金购其文集而归。著有《宋学士集》《宋文宪全集》并行于世。宋濂文雍容高华,醇厚演迤,而多变化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:“濂文雍容浑穆,如天闲良骥,鱼鱼雅雅,自中节度。”刘基于其所著《宋景濂学士文集序》中引欧阳玄赞濂之言曰:“先生天分极高,极天下之书无不尽读;以其所蕴,大肆厥辞。其气韵沈雄,如淮阴出师,百战百胜,志不少慑;其神思飘逸,如列子御风,飘然骞举,不沾尘土;其词调清雅,如殷卣周彝,龙纹漫灭,古意独存。其态度多变,如晴霁终南,众驺前陈,应接不暇,非具众长,识迈千古,安能与此!”他在文学上主张崇实务本,“必有其实,而后文随之”;强调“随物赋形”、“人能养气则情深文明,气盛而化神”(《文原》)。著名篇章有《秦士录》《王冕传》《胡长孺传》《李疑传》《环翠亭记》《看松庵记》等,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

  叙自己“为学之难”,先揭示“嗜学,家贫”的主客观情况。“嗜学”,有强烈的读书愿望,浓烈的读书兴趣,而“家贫”则无力购书,无资聘师,无法结友。在这种处境下,唯有靠自己的“专心”、“劳苦”予以克服。作者先叙无书之苦。“家贫,无从致书以观”,好读书却买不起书,只有走借书之途。再写借书之难,借来的书,不能污损,不可久待,只有“手自笔录,计日以还”。为了不逾约,即使是“天大寒”,“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”,也“弗之怠”,仍要“笔录”。复写求师之艰。先写“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”,“尝趋百里外”求教,不辞劳苦。乡贤因门人弟子众多,对他“未尝稍降辞色”,他不因冷遇而灰心,不因疏淡而反感,相反的却是“俯身倾耳以请”;甚至会遇到“叱咄”,而他却“色愈恭,礼愈至,不敢出一言以复”,“俟其欣悦,则又请焉”。乡先达的态度愈差,他的态度却愈敬,可见求知的心诚。再写外出从师的“勤且艰”。“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,穷冬烈风,大雪深数尺”,道路、环境、季节、气候,都极恶劣,而他“足肤皲裂”、“四肢僵劲”,则置天寒地冻于不顾,山高路远而不管。对于衣、食、住也不讲究。寄居旅舍,一天两顿饭,无甘美肥鲜;一身粗布破袍,无光鲜锦绣。作者于前面以环境的恶劣突显其坚苦不移,这里则以“烨然若神人”的纨绔子弟为对比,反衬其独得其乐。正由于如此,不计客观条件的艰苦,执着追求,虚心求教,他才能“遍观群书”,而列于君子之列,居天子之侧,四海称其姓氏。从封建社会的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观点看,宋濂可谓学有所成的了。接着写诸生学习条件优裕而懈怠,回应上文,又明揭意图。作者仍然从食、住、书、师四个方面予以对比。太学生无衣食之患,相反的是鲜服美食;高堂大厦,群书毕集,师随左右,不像自己当年的学习,有“冻馁之患”、“奔走之劳”、“求而不得”之苦,可是条件好了,却有“业有不精,德有不成”者。条件的优裕和效果的不佳又形成对照。作者在充分比照的基础上其理颖然而出:“非天质之卑,则心不若余之专耳,岂他人之过哉!”显示了不容置辩的力量。最后一节文字写作这篇序的目的:“勉乡人以学”。作者和马君则系同乡关系,又是位勤奋好学的青年,加之以长信为进见礼,言和色夷,是个流辈称其贤的“善学者”,因而才诚恳地以“为学之难以告之”。由于文中是以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为例证的,因而要申说一下无“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”的意思。作者在行文中也一直注意防止骄矜之意,写向人请教,说“余虽愚,卒获有所闻”,称自己“今虽耄老,未有所成”,以及“幸预”、“缀”、“谬称”等谦让之辞,纯然是长者之风,学者之范。

  作者勖勉后生马君则,语重心长,寓理于事,其事一为己事,一为人事。叙己事,娓娓动听;述人事,头头是道。以己事与人事相比照,其理煜然。人事即为太学生事,马生系太学生中之一员。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太学生,是个“用心於学甚劳”的“善学者”,因而具有劝勉的基础,否则也不必如此谆谆告诫。这篇劝学篇,因为作者现身说法和严密对比,事繁而不芜。语简而意昭,不愧是宋濂的力作之一,也是明文中的佼佼者。

  宋濂不仅学识丰赡,文才彪炳,而且政治经验富足,马生原是个用心于学的人,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,那作者又为何还要如此教诲?作者不说太学使人养尊处优,不求上进,而讲条件优越,要充分运用。这是因为他深知朱元璋登上宝座后一直妒贤嫉能、杀戮功臣,以巩固其统治。他的亲信谋士、开国功臣刘基就死于朱元璋的阴谋,开国元勋徐达、太师韩国公李善长、中丞涂节、吏部尚书詹徽、开国公常升等都被朱元璋以各种借口而杀害。宋濂可谓知时识世,在朱元璋大清洗之前就告老还乡,退居林泉。他这次“朝京师”,马生“撰长书以为贽”,对他加以赞颂,他为了避免朱元璋的疑忌,在赠序中不讲为国为民之类的涉嫌的话,而讲万年百处可说的读书问题。谈读书,还不忘赞扬一下太学,对皇帝主办的学校条件说了一番好话。从这里可见宋濂不仅饱有学识,而且老于世故。宋濂虽然如此小心谨慎,可是后来他的孙子与一案有牵,最后也诛及了他。

  点评:欲得真学问,须下苦工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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